據說1975年豐田汽車的代表到一汽考察,說出了兩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50年代中國就造出了這樣水平的高級轎車,當時豐田也造不出來;二是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紅旗還是那個水平,一點也沒變。1981年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提到紅旗時,一位中央領導說:“紅旗生產這么久了,質量還是上不去,這樣的車還生產它干什么?”至于以后高級領導用什么車,領導表示“以后就進口吧!
作為中國轎車工業曾經的代表和驕傲,紅旗轎車的停產讓一汽人心里非常難受,然而他們并沒有放棄,為了讓紅旗復產,一汽一直堅持著新車型的研發工作。1982年,一汽以日產280C為基礎開發出了紅旗CA750及其加長版CA760;1986年又以道奇600為藍本開發出紅旗CA750F,然而因為與外方合作談判沒有談成,因此這兩款車型沒能成功引進。
后來紅旗還在CA770的基礎上進行了現代化改進,研制了CA770D三排座轎車。期間還在1983年接到任務,研制1984年35周年國慶閱兵上使用的閱兵車。新檢閱車基于CA770打造,內飾得到升級,并且按照要求安裝了可活動的防彈敞篷。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乘坐這臺檢閱車檢閱了三軍部隊,然而這個插曲并沒有讓紅旗得到轉機,停產狀態依舊繼續。
在堅持研發的同時,一汽也在積極申請轎車生產的政策支持,有同樣想法的還有二汽。80年代中期,國內展開了該不開發展轎車工業的大討論,經過一汽、二汽等車企以及眾多汽車從業者的爭取,中央在1987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決定發展轎車工業,并決定轎車生產“主要依靠一汽、二汽、上海”,同時“北京、天津、廣州也可以利用地方財力,在已引進的微型車和吉普車的基礎上,適當生產一部分變形的轎車和民用吉普”,至此影響中國汽車工業多年的“三大三小”格局正式成形。
外國人還帶來了什么?
盡管從各種渠道進口的轎車還占據著很大比重,但正如前面所說,80年代中國汽車工業最重要的是開啟了合資時代。當時我們建立合資企業最主要的目的是獲取國外先進技術來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然而紅旗停產,上海SH760苦苦支撐,北京的BJ212雖然以低價優勢賣得不錯,但計劃中的第二代軍車卻始終沒能出現,這么說我們的汽車工業反而倒退了?外國人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
其實這些合資車企建立之初,國家就對國產化率有要求,目的就是帶動中國汽車工業的整體發展。在這方面,上海大眾的故事最值得一講,話說上海大眾桑塔納最初和其他合資企業一樣都是以CKD方式組裝的,然而CKD搞了兩年多,桑塔納的國產化率才只有2.7%,車上只有車輪、收錄機和天線是國產的。
國產化率如此低的原因是合資合同規定國產零件都要送到德國經過大眾的技術認證,而當時國內的零部件廠根本達不到德方的技術要求。于是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是德國人在“卡脖子”,逼我們不得不進口他們的零件。進而出現了對中方管理層“大權旁落”、“洋買辦”,甚至“喪權辱國”的批評。
上海大眾的國產化率問題甚至驚動了中央,1986年,當時的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來到上海大眾考察,當時的上海大眾總經理王榮鈞向主任解釋我們的零部件廠設備和工藝落后,跟德國差距起碼30年,要想達到德國標準需要引進設備和技術,需要時間。通過實地考察,主任了解了事情全貌,結束考察時,他說:“桑塔納零部件的國產化,要堅持德國大眾的標準,絕不搞‘瓜菜代’。桑塔納的國產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們都不要。”(注:“瓜菜代”指三年困難時期使用“代食品”充饑的臨時措施。)
為了提升國產化率,桑塔納轎車國產化共同體成立,上海大眾從1988年開始對桑塔納轎車加收額外的國產化基金,用這筆錢來解決共同體零部件廠引進技術、設備的資金問題。此外,德國大眾還曾組織百余名退休專家到中國幫助解決技術和管理問題。
然而即便如此,國產零部件的提升過程也非常漫長痛苦。從前方向盤的測試指標只有六個,而上海大眾對方向盤的測試指標竟有一百多個。面對前所未有的高標準,國內零部件廠邊罵娘邊攻堅,而當它們脫層皮一般終于得到大眾的認可之后,其他車企就會紛紛上門訂貨,德國人的認可變成了高質量的代名詞。
不夸張地說,上海大眾的國產化過程,也帶動了整個中國汽車零部件配套體系的提升。盡管整個80年代紅旗、上海牌的表現都在“大踏步的后退”,但這卻為日后中國品牌“大踏步的前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了解了這些,對于日后大眾系在國內車市中呼風喚雨的大哥地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總結:
1979年-1989年,是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國人首次從洶涌而來的國外汽車中認識到世界水平已經發展到了什么程度,也認識到了自己有多么不足。中國汽車工業正式進入了合資時代,同時中國汽車配套體系也逐步提升完善,這是這十年里最具意義的事情。
限于篇幅,這十年里還有很多沒有講到的故事:1988年,一位名叫趙志剛的退伍軍人在石家莊創辦工廠開始仿制BJ212吉普車,這就是雙環汽車的前身;1986年一位浙江臺州人在家鄉成立了北極花冰箱廠,這個人名叫李書福;1984年河北保定人魏德良創辦了一家汽車改裝廠,他有個侄子,名叫魏建軍;1984年一汽紅旗轎車廠迎來了一位名叫尹同躍的新工藝員;1987年,進入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攻讀的碩士人中,有一位王傳福。這些后來在中國車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在80年代還都默默無聞,他們的故事要留到下一個十年來講了。(文 汽車之家 王勐;參考資料《車記》、《中國汽車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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